3月28日傍晚6点，蕊蕊妈骑着电瓶车“准时”出现了大女儿所在的小学门口，“谢谢老师！”“快回家吧，孩子也该饿了……”老师说道。
蕊蕊熟练地跨上电瓶车后座，妹妹嫌她挤，她便往后又挪了挪。待她坐好，妈妈一手扶着车把，一手将厚厚的保暖风挡盖在胸前小儿子身上，随后晃晃悠悠驶向家的方向。
其实蕊蕊的延时课程5:30就结束了，但因为妈妈要卖馒头、还要接妹妹放学，等到来接她时，几乎每次都要晚半个小时。这是省城一个普通三孩家庭的日常。
随着三孩政策的放开，一部分家庭已感受到三孩到来后家庭生活发生的明显变化；还有一部分家庭已然止步于一孩或者二孩。那么三孩，到底是生还是不生？我们距离育儿友好型社会还有多远？近日，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进行了调查。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杨芳 王思羽
五口之家的普通日常
每周一到周五傍晚6：00，是蕊蕊妈赶到学校的最早时间了。
蕊蕊家租住在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附近一个小区，距离蕊蕊目前所就读的学校，骑电瓶车大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因为是外来务工随迁子女，距离租住地最近的学校已经没有了学位，她被调剂到了目前所就读的学校。
蕊蕊的父母工作并不稳定。父亲打着装修的零工，干完了这个活儿不知道下个活儿在哪儿；母亲白天卖馒头，晚上则要到夜摊上卖点炸串之类的养家糊口。即便如此，蕊蕊父母也没考虑要回老家发展。“还是大城市里的学校好、老师好。”蕊蕊妈告诉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小儿子今年1岁半，小女儿刚上幼儿园，大女儿上的是公办学校，目前仅有小女儿上幼儿园需要花钱，总体上夫妻俩还供应得起。“大闺女学校有延时服务，不用像以前那么早接回来，我能多卖会儿馒头，孩子在学校写完作业，还能学下棋，有体育活动，多好！”
唯一让这位乐观的妈妈感觉压力的是，照看三个孩子实在有些力不从心。小儿子活泼好动，一时也离不了人；老大、老二一天上放学接送8趟往返，她一天干不了多少活儿。
在济南市中心城区，三孩妈妈李女士也在累并快乐着。周末时，她刚把大女儿送到特长班门口，就要赶回去送老二、老三去其它的特长辅导班。“一天下来，三个孩子我来来回回接送，最多时要20多趟，感觉一直在路上。”古筝、舞蹈、绘画、游泳、钢琴、吉他……她给每个孩子都报了四五个特长班，以使其接受更好的素质教育。
对侯女士来说，照看三个孩子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作为全职妈妈，每天照看三个孩子就像是工作一样，做好时间规划后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唯一的不同是没有休息日。”侯女士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最大的已经上了初三，最小的在上小学四年级。与一个孩子相比，侯女士说对三个孩子的照看的确无法面面俱到，只能“抓大放小”。好在几个孩子平时都比较省心，唯一比较麻烦的是在周末的特长辅导班。
被改变的生活
张先生和妻子育有三个孩子，老大女儿目前正在上小学，二胎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在外人看来，这是难得的福气，但说实话，有了三个孩子，我们原本比较惬意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
张先生告诉记者，在有双胞胎儿子之前，他和妻子双职工，两人每年的收入大约将近30万元。生了双胞胎之后，妻子就没法出去工作了，家庭收入缩减至不到20万元。“一个孩子请一个保姆每月需要五千元，听说要照顾两个孩子，给一万元也没人愿意干。”为了能够专心照看三个孩子，妻子当了全职妈妈。
“原本可以投入到一个孩子身上的支出，现在只能分成三份。”张先生说，原本大女儿报了三四个特长班，如今，他只能“功利化”地选择一个，还是为了提成绩，素质教育的特长班全部放弃。
如今，张先生家附近只有私立幼儿园，两个儿子每个月的保教费和餐费就将近6000元，而孩子再大些，教育成本会更高。“我的收入在济南不算低，但为了养活一家五口人，依然需要我们双方父母每年给予四五万的‘经济补贴’。”
被三孩到来改变生活的还有位于济南大桥镇的吉先生一家。吉先生的大女儿目前上小学六年级，二女儿上二年级，小儿子两岁半，今年秋季开始入园。3年前，没生三孩前，为了让大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将孩子送去了附近的私立学校，每年学费和生活费需要4万元左右，“我和我对象每月共有1万多元的收入，当时并没有觉得负担重。”
但生了三孩之后，再加上疫情影响，吉先生夫妇收入就没有那么稳定了。“幸亏老人身体挺好，平时帮我们看孩子。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敢让老二再上私立学校，而是去了家附近的公办学校，不大花钱。心里也不得劲，毕竟两个孩子没一碗水端平……但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家里老人生病，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保障。”
852份问卷中育有三孩的仅有19人
近日，记者以“育儿友好型社会建设”为主题、以济南市中小学校为样本，面向目前已至少育有一孩的家庭，开展了相关调查，共收回有效填写问卷852份。其中，育有三孩的仅有19人。
在所有的受访人群中，35—45岁的育龄女性占76.29%，30—35岁的占14.08%，45—50岁的占比7.39%，此外还有少部分25—30岁和50岁以上的人群，分别占比0.7%和1.53%。
数据显示，在这些家长当中，与配偶二人均为非独生子女的占38.97%，均为独生子女的占23.94%，此外还有37.09%为单独。2013年与2015年，我国先后实施了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生育政策，2021年则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我国人口发展的新阶段。
那么，自政策落地以来，谁在生三孩？记者发现，在852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子女为两孩的占据了最大的比例，为50.12%，一孩的占47.65%；而育有三孩的人数仅有19人，占总受访人数的2.23%。
记者进一步针对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的生育现状和生育愿望进行了解发现，在406个一孩家庭中，选择“坚决不再生育”的占比高达67.49%，同时还有24.63%的家长也只是表示“如果出现意外妊娠，或许会生育”。此外，选择“仅生育二孩”的为31人，选择会生育三孩的仅有1人。
而在427个二孩家庭中，选择“坚决不再生育”的占比最高，达到了87.35%。此外11.48%人表示“如果出现意外妊娠，或许会生育”，选择会生育三孩的只有5人。
一孩家庭谈及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选择“养老和育儿双重压力”“养育成本太高”的居前二位，分别为71.53%和66.79%。此外，选择“0—3岁照护服务跟不上”的占47.08%，选择“自身身体原因”和“产假短、护理制度不完善、儿童就诊难”的分别占36.86%和33.58%。还有17.15%的家庭选择“事关事业晋升”。
在本次受访的19个三孩家庭中，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之所以选择生三孩，16个受访家庭选择了“喜欢孩子，多子多福”，6个家庭选择“有家人帮忙照护”，4个家庭选择“没有经济负担”，2个家庭选择没有工作晋升压力。
本该成为“生育主力”
从生育最佳年龄上看，90后理应成为目前的“生育主力”；从生育结构上看，目前的一孩家庭还有很大的生育空间。但不管是从记者发放的调查问卷中，还是现实中的随机采访，很多人在说“不”。
“我和孩子父亲都是普通职工，工作性质要求经常出差，甚至在我怀孕7个月的时候还坐着火车在外面出差。”于洁的女儿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她表示，没有老人帮带孩子是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由于娘家和婆家都不和自己居住在一个城市，遇到急事，只能接老人过来照看孩子一段时间，更多则是于洁和丈夫两人轮流抽时间照顾孩子。
“如果再来一个孩子，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我很难想象自己每天周转于送这个、接那个的路途中。”闫女士34岁时才生下儿子，由于工作时间相对灵活，在孩子上小学二年级之前，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在照看。“如今孩子已经上三年级，如果再生二孩，我不希望父母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帮自己带孩子；更不希望当二孩18岁的时候，自己就60岁了，这样就把负担压在了大孩身上，那不好。”闫女士说。
“从自身经历来说，孩子多了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王玫认为，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很难平衡和兼顾多个孩子的需求，与其这样，不如将精力充分投入到一个孩子身上。董女士今年31岁，回想起怀孕时自己的体重从100斤冒头增到180斤，分娩后身上留下的“橘子皮”一般的妊娠纹，再次生娃早已不再是自己考虑范围之内的事情。
临床上的新生儿分娩量似乎也在从一个侧面印证着大家的生育现状。作为省城妇幼保健院的“桥头堡”，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分娩量持续保持第一位,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聂文英告诉记者，尽管医院为了让群众怀得上、孕得优、生得好，实施了婚前检查、免费产前筛查、新生儿疾病筛查、一部手机走医院等一系列便民项目和举措，但是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分娩量持续走低，济南市也不例外。2016年济南市新生儿分娩量达到15万，此后年年下降，2021年新生儿分娩量为7.3万。该院产房主任高凤春介绍，目前来医院分娩的产妇有不少年龄偏大，医院产房为满足产妇需求提供了快乐分娩、无痛分娩等人性化服务,但是分娩量确实没有2016年分娩量高峰期的时候大。
与此同时，聂文英表示，如今二胎的分娩比例也在逐年下降。去年，济南市的二胎分娩量仅占新生儿分娩量的47%，与2016年相比，下降了21%。
“我们也发现，济南市头胎生育年龄一直在后延，2021年的头胎生育年龄较2016年同比提高了0.32岁，达到28.58岁；高龄孕产妇比例持续上升。由此带来的高危孕产妇比例也在增加，我们也率先在全国推行了高危孕产妇五色管理模式，升级了产科急救绿色通道，为母婴安全保驾护航。”聂文英说。
“我们此前做过一项调查，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头胎生育年龄提前的现象，本以为这是在为二胎生产留出更多的时间准备，没想到直到三孩放开，人们的生育意愿还是没有提升起来。之前观望的人群生育意愿没有调动起来，而且现在从人口结构上看，生育主体已经转变为90后甚至95后，生育主体的规模变小了。”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劳动与社会保障系副主任闫绍华，一直在研究我国的人口生育现状。
三孩生育纠结
不可否认，还有一群人，出自于对孩子的喜爱，表示出较大的生育意愿，但在现实面前，种种顾虑让他们陷入“想生却不敢生”的纠结当中。
潘女士如今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的已经上了小学，小的还在幼儿园。提及是否会选择生育三孩，潘女士明确表示：“想，但是不敢。”潘女士告诉记者，其丈夫常年在外工作，自己也经常会有上夜班的需求，孩子更多地由爷爷奶奶在照看。如今老人的年纪越来越大，最让潘女士头疼就是孩子生病的时候。两个孩子一旦生病就很容易“扎堆”，老人顾不上，只能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去医院。
“二孩怀孕九个月时，我还挺着大肚子带着大孩去看急诊，当时真担心自己在路上生了。”潘女士说，另一方面，一些鼓励生育的优惠政策，还需更加完善。
刘晓已育有两个男孩，老大10岁，老二5岁。“我认为，孩子的前期照料问题和后期教育问题，是很多家长选择是否生二孩、三孩的主要顾虑。”老人照顾不上、公司发展紧张时期，已让刘晓的精力和时间达到了饱和状态。
“如今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得到多元化的发展，我在家委会统计每个孩子报考了多少特长班时，全班几乎没有不报的，一项两项的都是少数，大部分在三项以上。”通过粗略估计，刘晓说，一个孩子一年的特长班辅导费用大概在7—9万，教育的投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果不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还是不要生吧。”
假如可以重新选择
采访中，多位三孩家长告诉记者，三孩属于意外妊娠；假如再给自己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如果知道现在这么累、压力这么大，自己一定不会选择生三孩。
在对相关家庭情况作出了解后，记者针对当前的生育政策、照护体系建设和养育建议三个方面，征询家长们的心声。调查结果显示，在针对目前的生育政策方面，认同“给予生育补贴至3岁”“生育假（产假、育儿假）需延长”和“护理假需延长”的比例最高，分别占78.87%、75.47%和62.21%。选择“免费生育”的比例为57.98%，选择“保障晋升不受生育影响”的比例也高达为48%。
针对目前的照护体系建设，选择“像关注学前教育一样，关注0—3岁婴幼儿照护，出台严格的管理制度”为79.5%，选择“给予家长和照护机构不同的照护补贴”的比例为66.9%，居第二位；第三位则是“没有明确的部门管理，设置相对随意，管理参差不齐”，为57.7%，此外还有选择“保姆中介机构及保姆服务水平的规范与管理”的，比例占到了55.2%。无一例外，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赞同应针对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照护体系建设的改革。
在养育方面，认为应“解除养老后顾之忧，让年轻夫妻有更多心力兼顾工作和育儿”“完善婴幼儿保险保障补贴制度”得到了受访者们的首要认可，选择比例分别为82.9%和72.1%，此外还有63.7%和61.8%的人认可“0—3岁，每年给予奶粉补贴”及“婴幼儿就诊难的问题要彻底解决”。
照护之痛
记者在对三孩家庭的采访中发现，除非有老人帮忙看管，多数妈妈不得不放弃工作，成为全职妈妈照顾3个孩子。而就在今年的省两会上，多位省政协委员向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婴幼儿养育照护服务。那么，依托托育机构能否破解照护婴幼儿的难题？
“因为老人精力达不到，我是去年为小儿子在高新区这里找了一家可以托育的机构，当时交了11000元，结果很快它就关门了。费用不退，说就是我们家长去打官司也没钱。后来，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把我们转到了另一家机构。”家长齐女士告诉记者，“照护之痛”是时下很多家庭不敢生的原因之一。而就在前不久托育机构如济南茂楷，也突然撤出了市场。
银座幼教集团已从事托育研究和运营十几年，走在行业前列。其党总支书记、董事长袁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托育项目刚刚起步的现阶段，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不只是孩子家长有托育需求负担不起托育费用的矛盾，很多托育机构自身也面临着发展运营困境。”
据其介绍，与幼儿园相比，托育园的质量要求更高，除了专业的设施，更需要配齐专业的保育员、保健医生等专业人员，结合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需配齐1:3或1:5或1:7的专业师资；同时，托育园举办场地多为租赁，高额运营成本和高额的商业配套费，更是导致托育费居高不下。
“一个拥有100个托位的园所前期投入大概需要300万元，而后期的运营还需要100万元，仅凭一个学位一万元的补贴，远远不够长期维持。”袁霞说，加之专业师资短缺，依托商铺建立的托育园所缺乏独立的户外场所、家长对托育服务接受程度有限等问题，许多托育机构的生源不足，同时个别经营不下去的托育机构突然闭店“跑路”，“退费难”等诸多问题也使托育机构的社会信誉降低，更进一步导致了恶性循环。
育儿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突破口在哪儿
建设育儿友好型社会，不仅要“生得好”，更要“养得好”。
聂文英表示，在目前医学技术发展较快、大大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提高生育医保支付的基础上，应当加大对“家文化”和“生育文化”的宣传。
“具备和谐的家庭关系，形成良好的家文化和生育文化氛围，这是育儿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前提。”聂文英认为，家庭是社会最稳定的基石，适宜年龄的婚育行为是生育的基础。“如果缺乏以家庭为核心的幸福价值观，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生育年龄一直往后推，育儿友好型社会建设仍将任重道远。”她同时建议提升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责任感，由单位建立托育机构，满足育儿需求，不仅让员工更放心，也更暖心。
袁霞建议，新建小区要像配建学前教育机构一样配建托育机构，或者街道和社区像承办养老机构一样配建托育机构，0—3岁婴幼儿享受学前教育一切待遇。同时，她还提出了“职工带着宝宝去上班”的理念，倡导单位设立场地，由专业机构委托管理的方式，不仅解决了社区嵌入式办园的高额租金问题，对职工来说，照看孩子也更加方便，反而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这和聂文英的想法不谋而合。
而在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八区主任、孕产保健部副部长刘翠英看来，除了尽快扭转年轻人的生育观之外，应该学习北美、欧洲等地做法，为生育新生儿家庭发放“牛奶金”。“这个资金数额不小，一个孩子一个月的‘牛奶金’够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没有了养育的压力，自然就会积极生育。”
“育儿友好型社会建设，主要看三个主体起的作用：政府、市场、家庭。改革开放至今，市场力量在逐渐强化，但政府和家庭功能在相对弱化，同时女性的处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女性意识却在觉醒。”闫绍华表示，其实，国家为改变生育现状的确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比如相关法规、条例、政策的调整，税收和社会保障分配政策的支持，托育供给在增加，甚至目前的“双减”政策实施提供延时服务等等，但还有一些相对具体工作可供借鉴。
比如能否为主要提供照护服务的那个人，提供经济补偿、社区支持和社会保障。“必须精准找到这个人。为这个人提供补偿、支持、保障，就是为了儿童提供支持和保障。”闫绍华说，假设养育1个孩子可以给予5年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那么养育3个孩子就相当于缴纳了15年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个人没有养育压力和其他后顾之忧，她为什么不生呢？”她再举例，一些国家对于回归家庭照看子女的女性，规定在其丈夫退休后，可共享“退休金”，“不是说花丈夫的退休金，而是领取和丈夫一样的退休金，女性有自己的退休金账户，女性也会更愿意回归家庭。”同时，社区支持则需要增加更多“玩的地方”，像绘本馆、早教机构、游乐设施、平价餐厅等等，不仅缓解了照料者的压力，也为孩子和照料者提供了社会交往的平台。
